纪念罗尔纲 学习罗尔纲

罗尔纲同志是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创始者，生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级研究员，是国内外公认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同时又是考据学、训诂学、金石学和晚清兵志专家。两年前，当这位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大师以97岁高龄去世的时候，我还没有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但罗尔纲同志的大名，我早已熟知。在年轻时，我就曾拜读过他的一些著作，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尔纲同志对史学研究，尤其是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花费毕生精力著述了以《太平天国史》为代表的大约700万字的论著，亲手编纂了3000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资料。这些成就，为他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正如人们所评论的：这是他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以罗尔纲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史学馆，表明了我们要把老一辈学者的研究事业，把他们的精神风范继承过来并发扬光大的决心和信念，这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在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纪念罗尔纲的研究事业，学习罗尔纲的精神风范，对推动我国社会科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位世纪老人所走过的道路，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所有的正直的知识分子正在走和必将继续走下去的一条光辉的道路。

罗尔纲是20世纪的同龄人。就在他出生的那一年，即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八国联军在血腥镇压了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辛丑条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祖国是在这种奇耻大辱下步入20世纪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深深刺激了罗尔纲幼小的心灵。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信念，早在幼年时代的罗尔纲心中萌发。

1926年，罗尔纲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这是由共产党人领导设立的大学。邓中夏为教务长，瞿秋白为社会学系主任，一些著名的共产党人，如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等人都曾在该校任过教。这所学校不仅开设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课程，而且学校的师生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故当时有“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的说法。青年罗尔纲在上海大学读的教本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他后来曾回忆说：这是他“一生得到最新的、最丰富的新知。”

罗尔纲早年的生活经历及其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对他选择“做历史学家”的人生道路以及后来的“辨伪考信”的治学生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全国解放后，他又系统地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唯物史观，力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据史实，作出正确的结论，从而将旧考据发展为新考据。早在1950年，他就表示“愿一生尽我所学，站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立场，用唯物的观点与辩证的方法，去整理史料和撰述历史，以尽我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1958年5月，经过党组织批准，罗尔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更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关心国家的政治生活。1985年，他结合自己的专业实践谈到：“我从建国后三十多年的切身经历说明，作为一名历史研究工作者，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历史，才是正确的、科学的，才能起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正是因为罗尔纲早年曾经受大革命的洗礼并树立了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政治信念，他才有可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孜孜以求，“迎着满途荆棘一直去做清道夫的工作”，终于跨越“乾嘉学派”的治学轨迹而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在学术上取得辉煌的成就。

真正的大学问家，都是尊重科学、严谨治学的老实人。罗尔纲有一句名言：只有老实人能够做学问家，能够做历史学家。他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实人。他治学的根本特点，就是他的“不苟且”的治学作风。

罗尔纲将“不苟且”的治学作风应用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太平天国的失败，距当时虽然只有几十年的时间，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为近代史中所仅见。罗尔纲对太平天国史料进行了极为认真的辨伪考信。他把这种辨伪考信的工作比做是布满荆棘的路途中的“清道夫”的工作。他自己说：“这种工作必须忍耐、小心，一丝不苟，必须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他考证一个问题，必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考证清楚。他的同学、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说他“不肯轻信，也不肯武断地否认一切记载的可靠性。”

正是由于他的“不苟且”，扎扎实实地进行了辨伪考信的工作，使得大量的太平天国史料得到了订正，弄清了史实，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太平天国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成为史学园地中最茁壮的一枝，是与罗尔纲“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清道夫”工作分不开的。

罗尔纲说过：“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承认错误，欣然去改正错误，在一生不断地改正错误过程中，向前迈进，然后方有利于人民的科学研究事业。”对于真诚的批评，对于别人发现的错误或晚辈提出的意见，都能虚心接受，知过即改，从不隐讳。1984年，有人写文章，就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的开始时间与罗尔纲商榷。他不仅接受意见写了一篇订误文改正自己的错误，还致函《安徽史学》编辑部，要求在订误稿前加编者按语，“以我为的”，并建议“提意见的同志应本着学术为公与人为善的态度，以和风煦日的文笔提出商榷的意见，而被提意见的同志则应以闻过则喜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接受批评。”《光明日报》、《文汇报》相继发表专论，赞扬罗尔纲这种“以我为的”、虚心求教、修正错误的精神，并指出：如果学术界的同志都能如此，百家争鸣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

然而对他自己经过充分考证所认定的见解，不管是怎样的来头，怎样的辩论、商榷，如果没有充分的根据，他还是要坚持到底的。

太平天国后期的杰出将领李秀成，是罗尔纲费力最多、重点研究的一位太平天国人物。1980年，他在《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言中说：“回首初作注时，已四十九年。古人说白首穷经，我注李秀成自述，也从青春注到白首了。”“四十九年来，好似乌龟爬行一样，一点一滴去作注。”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他在50年代曾发表了李秀成学姜维伪降，欲争取曾国藩反清的学术观点。这种学术观点在当时人看来是很“不合时宜”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罗尔纲也因此受到株连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罗尔纲成为大批判的靶子，处于逆境。他被“勒令”写检查，但他只检查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作研究指导所存在的问题，却始终不肯改变自己的学术观点。

自1950年起，罗尔纲曾先后任广西贵县和南京市、江苏省人大代表，1954年后又历任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但他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简朴，始终保持着一个“布衣学者”的本色。他对学术研究专心致志，精益求精，直至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奋斗不已。

罗尔纲乐于帮助青年学者，更关心他们的成长，与他们平等地探讨各种学术问题。他曾为他人的著作作序21篇，其中许多人是他的学生和晚辈，序文均长达千言，有的长达万言，花费了不少心血和宝贵时间。为了提携后进，他毫不吝惜，常常是把自己手头的工作放下，或带病为人写序。这些序文，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学术文章，这也是罗尔纲同志伟大奉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罗尔纲自幼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乐观态度，与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他晚年的卧室兼书房中，经常贴着他亲自手写的若干警句，要求自己抖擞精神，振奋意志。制服疾病，康健快乐。就在1997年最后住进医院，他还相信能控制病情，恢复健康，继续工作。由于他始终处于科学的前沿，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活力和敏锐的目光，从而使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他的传世巨著《太平天国史》就是在90高龄时完成的。

罗尔纲说过，要以三四十年时间读书，再以三四十年时间写作。这种为了发展和繁荣国家历史科学事业，真正具有“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值得大力提倡，值得我们青年一代学者学习。今天，我们国家正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按照中国特色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在下个世纪中叶，使我们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需要全国人民的奋斗，也需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奋斗。在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过程中，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需要大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所以，南京建立罗尔纲史学馆，大力倡导罗尔纲做学问“十年磨一剑”、“甘坐冷板凳”的精神，是应该加以鼓励的。